互联网、经济转型与货币变革

　　《互联网、经济转型与货币变革》在系统阐述互联网经济的声誉理论、网络效应理论、长尾理论、个体与群体选择理论等四大理论的基础上，以零售市场、新农村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为例，理论联系实际，揭示了互联网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并沿着互联网促进经济转型的理论框架，从金融科技的视角对未来货币变革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周耿，2008年获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实验室与信息办公室主任；在国内CSSCI和国外SSCI上累计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大数据与实验经济学。主讲《大数据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课程。

第一章 信誉理论
第一节 不完全信息下的价格信号博弈
第二节 信誉与第三方标记的交互机制

第二章 网络效应理论
第一节 平台创新优势与线上线下厂商竞争
第二节 平台竞争对应用绩效的影响
第三节 适者生存的平台经济

第三章 长尾理论
第一节 热门产品与利基产品的对比研究
第二节 “大热门”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 羊群效应理论
第一节 互联网零售市场的羊群效应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

第五章 经济新业态
第一节 固定价格的团购
第二节 引入抽奖的众筹
第三节 产业聚集的“淘宝村”

第六章 信息不对称与治理
第一节 众筹中的信息披露与价格歧视
第二节 “e互动”对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第七章 货币变革
第一节 货币政策对金融新业态的影响
第二节 互联网经济与货币形态的变革
参考文献

　　2013年，我们团队的研究计划“经济转型期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并于2014年正式立项建设。团队以范从来教授为带头人，骨干成员包括陈冬华、王宇伟、周耿、张勇、刘晓辉、高洁超、盛天翔等。立项建设以来，团队延续之前的方向，在货币政策领域开展持续性研究。2017年，经教育部专家组评估，团队的建设工作被评价为优秀，并获得了滚动支持。到2020年底，已完成两个完整的建设周期。期间，团队始终围绕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展深入研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内部来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长方式面临转型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从外部来看，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全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的金融开放面临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本套丛书。总体来看，丛书在关注中国的货币政策问题上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色。
　　一、从价格稳定到金融稳定，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的政策框架
　　大量文献研究表明，将价格稳定设定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这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中央银行逐渐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团队的研究最初也以“经济转型期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展开研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对单一的价格稳定目标展开了深刻反思。美国虽然在2008年之前实现了价格稳定目标，但金融体系却出现了重大风险，并直接引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兼顾金融稳定目标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成为货币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在研究中团队适时将研究落脚点拓展到金融稳定。
　　实践表明，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无法确保金融稳定。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导向下，物价和产出增长虽然平稳有序，但是金融失衡却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信贷快速扩张、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系统性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持续积累。而立足个体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微观审慎政策亦无法有效化解金融不稳定因素。与之不同的是，宏观审慎政策是一种专门针对金融稳定目标设计的跨部门、逆周期制度安排，强调从宏观整体角度抑制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顺周期反馈机制、防止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和爆发，从而维护经济金融稳定运行。
　　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在宏观审慎政策实践上走在前列。2008年底，中国银监会就根据银行规模前瞻性地提出了动态资本要求。2012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则明确了逆周期资本计提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在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并于2016年将对银行业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和合意贷款管理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明确将“防控风险”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并首次提出要“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2017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从制度安排层面突出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等协调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正式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从协调的必要性来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间的政策外溢性很强。二者所使用的工具如政策利率、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等，虽然各自调节的目标不同，但都会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尤其是中国，在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和以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格局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相互影响非常明显，二者的调整会直接作用于传统银行，并影响其与影子银行的信贷行为，进而影响产出、价格等宏观经济变量。因此，必须构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双支柱框架，以引导信贷资源合理、高效配置，确保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双稳定。在中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实践中，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是两个关键主体，如何协调不同部门间的宏观审慎政策值得学术界做深入思考。团队基于上述视角，对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的政策框架进行了思考。以金融稳定与经济稳定的分化为起点，探讨了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协调框架。在分别就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转型与创新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双支柱框架的协调路径和完善空间，为理解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创新的逻辑和可能方向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二、从总量调控到结构调整，宏微观结合关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货币政策框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特别是金融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提出为下一步的货币政策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从货币层面看，当前我国货币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出现割裂且日趋明显，表现为M2/GDP居高不下，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资金空转的现象。与此同时，大量有活力的中小微企业却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这种割裂使宏观管理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陷入两难。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团队的研究认为，对货币政策的研究必须引入新元素。其中，将宏观层面问题向微观视角研究拓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强化宏观研究的微观基础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团队在国内主导发起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以此推动团队研究从宏观向微观层面拓展。为此，团队吸收了长期从事微观领域研究的成员，他们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将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纳入对微观企业的研究，并以公司治理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宏观环境下的微观企业行为。这一研究为团队其他成员将宏观与微观研究结合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首先，团队成员侧重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研究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货币政策框架建设的重心。然而，由于受到政策运行外部环境因素的干扰，现有兼具数量型和价格型的混合型特征货币政策框架非但不能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反而还造成了货币信贷总量收缩和投向扭曲等一系列问题，由此也导致了金融活水难以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团队成员从微观主体行为决策角度考察了现阶段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梗阻因素及其影响机制。